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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登记结婚的司法裁判

点击数:1852019-11-30 15:48:13 

原创: 李闯 审判研究

李闯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审判研究ilawtalk

观点摘要:

尽管曾有学者呼吁立法承认同性婚姻,但同性婚姻并不为现行法律所认可。实践中,因婚姻登记采取形式审查加之特定情境,当事人则会通过篡改户口簿及身份证的方式获得结婚登记。在此情况下,因为婚姻登记机关仅对于“因受胁迫结婚”的情形有权撤销婚姻登记,同时行政诉讼受到起诉期限、受案范围的限制等方面的原因对于解除此类婚姻效力亦有不及,那么通过民事宣告婚姻无效之诉成为解除该类不适法婚姻唯一途径。

通过体系解释、当然解释、立法解释等解释方法对现有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可以得出同性登记结婚系违反了婚姻有效的实质要件而应当无效的结论。此外,同性当事人通过欺骗方式获取结婚登记,有违诚信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对其婚姻效力予以否定评价亦宣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一、问题提出:审判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唐某与燕某均为女性,二者系同事关系。2007年,二人为获得购房资格,唐某将自己的身份证及户口簿的性别篡改为男性,二人前往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

2017年,因燕某想要与他人结婚,某与唐某向民政局申请办理离婚登记。民政局审查后发现二人均为女性,遂以二人均为女性为由不予办理离婚登记。二人又以我国法律并不承认同性婚姻、民政局在为二人办理结婚登记时未尽审查义务为由,要求民政局撤销结婚登记。因《婚姻登记条例》仅赋予婚姻登记机关在存在受胁迫结婚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情况下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对于其它情形的登记错误不再具有自纠的能力,[1]民政局再次拒绝了唐某与某的撤销婚姻登记请求。

二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民政局所作婚姻登记或确认民政局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

现实中之所以存在同性得以登记结婚,乃是基于特定情境所致。一方面,由于曾经的身份证制作样式、公安登记信息未联网等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加上唐某的名字、签名、外貌特征极其男性化,民政局工作人员在现场审核时难以发现唐某为女性。另一方面,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办理结婚登记仅需提交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因此,婚姻登记机关对婚姻登记所作审查仅为形式审查。

正是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均为女性的唐某与燕某骗取民政局婚姻登记,也使得某在向民政局申请离婚或撤销婚姻登记时被拒绝,同时,民政部门对同性登记结婚的状态也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双方“携手”向行政诉讼寻求救济。


二、试路:行政诉讼的力所不及

依据我国《婚姻法》第8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是婚姻有效的程序要件,婚姻登记对于婚姻效力的确认犹如不动产登记之于物权取得。婚姻登记是婚姻有效的要件之一,而婚姻关系本身为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对于同性登记结婚婚姻效力的解除也就存在两种救济途径,也即所谓的审判“双轨制”,即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

但是行政诉讼相比于民事诉讼,对于婚姻效力的解除存在“先天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 行政诉讼对婚姻效力并不产生决定性影响

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为结婚登记行为,而所谓结婚登记是指婚姻应当以社会认可的方式成立,并将内在的夫妻生活内容和外在的身份生活形式公诸于世,也是国家公权力对婚姻这种私权行为的积极介入,以结婚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有效的要件,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当事人的婚姻幸福基础上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和国民伦理。[2]

而依据我国《婚姻法》第5至11条的规定,除了婚姻登记这一形式要件外,婚姻的有效还需要男女双方具有结婚合意、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具有法律规定不宜结婚的疾病等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本身具有的可补正性的特点,使得其对婚姻效力的影响不具有决定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即规定,补办婚姻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

正如卡尔·拉伦茨所言,“即使在法律认为形式是必不可少因而予以规定的情况下,法律也仅仅将形式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该目的可以以其他方式达成,或该目的已失去了意义,那么形式这种手段是可以放弃的”。[3]因此,即使婚姻登记行为存在瑕疵,如笔误或者登记结婚时缺乏婚姻合意、非自愿但婚后愿意的,此时即使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撤销,并不会导致婚姻关系的无效或可撤销。通过行政诉讼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实际上是用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来代替确认婚姻关系有效、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裁判,混淆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同时行政诉讼的功能也难以适应既对行政行为又对民事婚姻关系进行判断。[4]

此外,作为一种既存的社会关系,“婚姻”已成事实,并依此为基础向社会辐射出各种关系,简单地否认这种身份关系的存在,必然会对家庭及社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对婚姻关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是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损害赔偿等涉及当事人及子女基本民事权益的纠纷,这些均是婚姻登记机关无力也无权作出处理的,行政诉讼亦无法将之涵盖在内,当事人只得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讼累,实际上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此外,此种民行交叉案件,因两类纠纷放在不同的案件,分别由行政审判庭与民事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因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不同的审判思路与裁判尺度,不但容易导致裁判结果的不统一,同时也不利于将涉婚姻效力的纠纷一体处理达至纠纷的圆满解决,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2 . 行政诉讼严苛的起诉条件使得案件难以进入实体审理阶段

随着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不断推进,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对行政诉讼原告诉权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但行政诉讼自身的性质决定了,相较于民事诉讼其对原告诉权的限制更大,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两点即起诉期限及受案范围。

(1)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

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分别为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上的概念,二者并非同一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仍存在着将二者予以等同的现象。二者之间在价值取向、是否存在中断情形、能否主动审查以及法律后果方面均存在不同。首先,诉讼时效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的保护权利主体的相关权益,起诉期限的价值在于尊重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法秩序的稳定。其次,诉讼时效可以因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等原因多次中断,并重新计算时效期间;而起诉期限则不会因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等因素而重新计算。最后,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只有经对方当事人提出此项抗辩时法院才会主动审查,而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的是实体胜诉权;而在行政诉讼中,起诉期限是法院主动审查的对象,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将失去提起诉讼的权利,法院将会直接驳回原告起诉,案件不会进入实体审理。[5]从整体来看,起诉期限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更加直接,后果也更加严重。

(2)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更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对于受案范围,民事诉讼法仅在该条予以原则性规定,并未对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予以明确。

然而,《行政诉讼法》不仅在第12条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行列举式规定,明确可诉行政行为的类型;同时在《行政诉讼法》第1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条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形进行列举式规定。此外,依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62条[6]的规定,对于2015年5月1日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才适用确认无效的规定,对之前的无效行政行为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法院将一律不予立案。

具体到上述同性登记婚姻案件中,依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二款的规定,婚姻登记行为的最长起诉期限为自婚姻登记行为作出之日起五年。而案涉婚姻登记行为于2007年作出,唐某与某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法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尽管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之诉不受法定起诉期限的限制,[7]但因案涉婚姻登记行为系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依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62条的规定,法院对唐某与某的起诉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因此,对于唐某与某的起诉,无论其诉请撤销婚姻登记行为还是请求确认婚姻登记行为无效,在行政诉讼层面,法院均应当裁定驳回二者的起诉,案件将不会进入实体审理。也就意味着,对于某与某婚姻效力的解除,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或确认婚姻登记无效,此路不通。


三、出路:民事宣告婚姻无效诉讼的适用

在行政机关自行纠错与行政诉讼起诉撤销婚姻登记或者确认婚姻登记无效均不能达到唐某与某诉讼目的的情况下,某与某只得将视角移向民事诉讼,希望通过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之诉来否定双方之间的婚姻效力。

(一)民事诉讼面临的困境

某作为原告、某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某提出的理由主要两点,一是其当时与唐某登记结婚并不知晓某系女性,如果知道某系女性,也就不会与之登记结婚,因此其是受欺骗、非基于本人意愿与某结婚,因此二者之间的婚姻关系应当予以撤销;二是某与某系同性,我国现有法律并不承认同性婚姻,因此二者之间的婚姻于法不符,应当宣告婚姻无效。对于某所主张的撤销婚姻与婚姻无效的理由,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却均存在障碍。

对于某所主张的撤销婚姻的理由,我国《婚姻法》第11条[8]规定的撤销婚姻的要件为因受胁迫而非自愿结婚,且受胁迫一方应当在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而该一年期间为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某在与某登记结婚时是否知晓其为女性尚且不谈,即使不知晓,某也只是被欺骗,而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是存在被胁迫;同时,若存在被胁迫情形,因本案并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民政部门即可依职权撤销该婚姻登记,无需进入诉讼。

此外,双方已于2007年登记结婚,现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已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某已不再享有撤销权。因此,某主张自己不知某为女性而与之结婚主张婚姻可撤销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撤销婚姻之诉亦无法达到原告的起诉目的。

而在某起诉请求宣告二者之间的婚姻无效时,又被法官告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以《婚姻法》第10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而《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四种婚姻无效情形为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以及未达到法定婚龄;同性登记结婚并未被《婚姻法》第10条所规定,因此某以双方系同性结婚违反法律规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同时,民事法官认为,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第二款[9]的规定,某应当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同性登记结婚的婚姻效力认定

将同性婚姻以不符合《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婚姻无效的情形,而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而判决驳回某宣告婚姻无效的诉讼请求,看似符合法律规定,但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篇合格的裁判文书,因为它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即同性登记结婚时的婚姻效力为何?

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婚姻的效力存在三种情形:有效、无效与可撤销。婚姻无效是欠缺婚姻成立实质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婚姻可撤销是当事人成立婚姻时因欠缺双方合意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男女两性结合。[10]我国《婚姻法》第10条与第11条分别规定了婚姻无效与婚姻可撤销的情形,而对于同性登记结婚婚姻效力为何,《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予以规定,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在碰到同性登记结婚的案件时,出于谨慎考虑,仅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但对于婚姻效力却未作评判,这样的判决,并未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

同性恋者基于医学上关于同性恋成因的研究和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同性婚姻的诉求,而反对者则对医学研究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并站在传统的立场上进行反驳;但反对者站在传统立场上并没有守护住传统婚姻的防线,同时支持者对同性婚姻的正当性也没有完成有效的论证。同性婚姻在西方立法上取得的胜利实际上只不过是权利话语下同性恋运动和司法技巧运用上的胜利。[11]

在我国,同性婚姻并不为法律所承认是一不争的事实,但同性登记结婚的婚姻效力如何认定,认定是否存在法律依据?对此,笔者认为,同性登记结婚为无效婚姻,主要有以下两点法律依据:

1 . 通过现有法律规定的法律解释可以得出同性婚姻无效的结论

法律是由许多概念、原则、制度所构成的,但这许多概念、原则、制度绝不是任意的、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依一定的逻辑体系构成的完整体系,各个法律条文所在位置即与前后相关法律条文之间,存有某种逻辑关系存在。[12]《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将该条置于《婚姻法》第二章关于结婚的规定,特别是第五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条实际上是一个不完全法条,其完整内容应当是“已登记结婚的男女双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也即审核所列的四种情形之前需审查是否已进行登记结婚以及是否为异性结合而非同性,如果不符合该前提条件,根本无需审核是否符合下面所列的情形。

同时,从违反婚姻效力的严重性角度来看,重婚、近亲结婚、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以及未达法定婚龄对于法益的侵害性相较于同性结婚要更甚,因此,举轻以明重,同性登记结婚的婚姻效力更应当无效。而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在判决所依据的法条应当是《婚姻法》第5条与第10条。

此外,分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否定婚姻登记程序存在瑕疵的婚姻不能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而只能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程序具有瑕疵的结婚登记存在着不合法性,其法律效力自然会受到质疑,如果同时欠缺了结婚的实质要件,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内,可以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13]而且,同性登记结婚实际与患有医学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登记结婚在婚姻登记的这一程序要件上存在瑕疵相比较,后者即可被宣告无效,前者亦应当可以,且前者的违法性更大。

2 . 同性登记结婚有违民法上的诚信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总则》第7条与第8条分别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同性当事人之所以能够进行结婚登记乃是通过篡改材料等欺骗方式,且同性当事人往往会得到基于该欺骗行为获得婚姻登记之外的其它法律利益,如本文案件中的购房资格。

此种通过欺骗方式骗取登记的方式有违诚信原则,对该行为理应得到法律上的否定评价。有学者建议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因欺骗方式缔结的婚姻列入可撤销婚姻范畴。[14]而2018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四编婚姻家庭第二章结婚部分,在第828条则将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作为婚姻无效的情形之一。可见,对于本文所提同性登记结婚的案件,当事人通过篡改身份证件的方式骗取结婚登记,对该婚姻效力予以否认,完全符合未来的立法趋势。

而所谓公序良俗原则,则是指公共秩序(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和善良风俗《社会公共道德,由全体成员所普遍认可、遵循的道德准则》。[15]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承认同性婚姻,但在我国,同性婚姻并不被法律所承认,同时我国民众伦理观念及社会的整体意识也尚未达到认可同性婚姻的程度。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同性婚姻属于道德哲学的议题,受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对无后不孝的顾虑,使得建立在现代平等权利和自由选择原则之上的同性婚姻的伦理基础构建得不到支持,因此在华人地区全面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还言之过早。[16]因此,同性当事人通过欺骗的方式进行结婚登记的行为也就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同时,若对同性登记结婚的存在不予以司法层面的回应和解决,将会损害公共秩序及主流道德观念。

四、小结

法官不能拒绝裁判,而基于司法具有能动性,司法裁判对社会现实应当予以主动回应,而非予以回避。在同性婚姻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同性之间通过欺骗的方式获取结婚登记,该行为本身因有违诚信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而具有违法性,应当受到制裁,司法裁判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给予回应。而对于婚姻效力的认定问题,我们不能通过对法律的机械解读上得出结论,特别是在依据解读所得裁判结果与法律理念相违背的时候,应当综合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寻求立法真意,使得个案的审理和裁判彰显法治精神、强化规则意识、引领社会风尚、维护公共秩序,形成有利于弘扬主流价值观念的法律导向、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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